西藏名字的来历

时间: 2019-08-15 02:11    来源: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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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以清朝中央正式定名得名。唐宋为吐蕃,元朝属宣政院,明朝称乌思藏,设都司等;清初称卫藏,卫即前藏,藏即后藏。

  后正式定名为西藏,为西藏得名的开始,清朝设西藏办事大臣。民国初西藏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西藏一词即成为西藏自治区的简称,单字简称为藏。

  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都要举行驱鬼仪式。日喀则地区是藏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林芝地区是藏历九月三十日驱鬼。

  包括各派宗教寺院都要在同一天举行。按古老传统民间普遍都是吃完晚饭后举行这一仪式,人们把它称为固朵意为二十九驱鬼。

  它源于原始图腾崇拜的民间宗教。在广大藏族人民群众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当代社会已进入高科技的年代,这种传统习俗虽已在许多方面淡化或简化,但它的主要内容还仍存在于民间。

  各宗教派别举行的这种仪式,他们虽都是从形式上借鉴民间的固朵但其内容大都与各自教派的宗教思想结合为一体。

  他们使用各种金刚表演舞并举行驱魔送崇食子的仪式,藏语称为“固朵尔”,意为甘九朵马,该活动都在当日的白天举行。

  展开全部这个名称从清朝开始有的,具体的来源比较复杂,请看下面详细解释,不好意思有点罗嗦:)

  陈庆英发表在《燕京学报》1999年第六期上的文章,对西藏一词的来历进行了研究考证。文章说,今天,汉文中的“西藏”(藏文为bod-ljong)一词是指西藏自治区(藏文为bod-rang-skyong-ljong),简称为西藏。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能够解说清楚的人不很多。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统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所以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呼吐蕃王朝,同时也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域,有时还指吐蕃王朝的各部落。作为族称,“吐蕃”似乎应是藏文中吐蕃王朝的自称 bod的对应词。元朝统一藏族地区后,将藏族地区归入“西域”的范围,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蕃(或写作西番),藏族被看做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时又被称藏族地区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是后来出现“西藏”一词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却并不是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为“图白忒部落”,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 bod。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班禅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至于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区,文章说,“图白忒”用作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适合用来专指卫藏地区,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个地区的专名。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 (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今查《满汉大辞典》中,“西藏”一词的满文是wargi ts’ang,而“西城”一词的满文是wargi 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一词的满文是wargi ba,意为“西面的地方”。由此推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今天,汉文中的“西藏”(藏文为bod ljong)一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藏文为bodrangskyongljong),有时简称为西藏(bodljong)。西藏自治区的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人口228·88万,全自治区划分为1个地级市即拉萨市、日喀则、阿里、那曲、林芝、昌都、山南等6个专区,下辖1个县级市即日喀则市、71个县、1个县级城关区、899个乡,31个镇。自治区首府设在拉萨市。?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区域间交往的频繁,“西藏”这一名词在汉文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新闻广播中经常出现,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它的来历和意义进行过研究,提出了一些解释。但是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不仅是在社会大众之中,甚至在专门研究藏学的学者当中,能够解说清楚的人也并不很多。而且在现今已经提出的一些说法中,仍存在不少疑难之处,这是由于历史上藏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对青藏高原各部分的地域名称和对藏族的族称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而且这些历史上的名称互相交叉和影响,使得至今对西藏和藏民族的称呼及其含义仍然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

  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统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所以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呼吐蕃王朝,同时也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域,有时还指吐蕃王朝的各部落,作为族称。“吐蕃”一词的含义和来历至今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解释,或认为源于藏语,或认为源于吐谷浑语,或认为源于突厥语,或认为源于汉语对南凉秃发氏的称呼,仍然难以得出结论。不过从敦煌出土的藏汉对照的词语文书看,至少在吐蕃王朝的中期以后,“吐蕃”似乎应是藏文中吐蕃王朝的自称bod的对应词,是bod的音译。实际上,bod作为地域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现,香港管家婆彩图玄机报最初可能是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呼,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呼,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称。藏文史籍中说,在吐蕃王朝之前,曾有十二种部落集团统治过,其中有两次是用bodkhams来称呼其统治的地域。吐蕃王朝兴起后,用bod作为自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bodchenpo(大蕃)来对应唐朝的自称“大唐”。由于吐蕃王朝的统一青藏高原,高原的各个部落集团形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吐蕃王朝的自称bod演变成为藏族的自称。?

  吐蕃王朝虽然对外将其所占有的地域总称为“吐蕃”、“大蕃”,但是在其内部区别各个地区时,别有习用的名称。吐蕃王朝最早将其本部划分为四个“茹(ru)”,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雅隆河流域,历史上一直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习惯上又因雅隆河谷是吐蕃王朝王室发祥之地,拉萨是吐蕃王朝的首府,故称其中拉萨河流域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dburu”和“约茹gyoru”为“卫”(dbus),意为中心部分,将年楚河流域及其以西以北的“叶茹gyasru”、“茹拉rulag”合称为“藏”(gtsang),意为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两岸地区。“卫”和“藏”合称为“卫藏dbusgtsang”,即表示吐蕃王朝的本部地区。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区之意。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又因这一地区包含阿尼玛卿山(Amyesrmachen)和朵拉仁沃山(mdolaringbo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mdo)地区。“多康”的其余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吐蕃王朝派遣大臣主持这三大片地域的军政首领分别举行盟会的记载,这样,由于吐蕃王朝的行政区划,到吐蕃王朝的后期,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多康mdokhams”、“朵思麻mdosmad”等三大部分。?

  元朝统一藏族地区,扶植萨迦派建立地方政权,同时元朝在青藏高原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开初,元朝在河州设立吐蕃宣慰司,作为管理整个藏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八思巴在1272年到1274年还为此在河州居住两年多。后来因为所辖地面太大,又在康区设置一个宣慰司,到1280年八思巴圆寂后,元朝为了施政的需要,又在卫藏设置一个宣慰司。这样,到元朝中期时,整个青藏高原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一是“朵思麻”,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今青海省大部、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坝一带;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时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三是卫藏阿里,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藏(即吐蕃王朝时的“卫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区,也即是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区域的大部。元朝在总称藏族地区为“吐蕃”之外,在讲到藏族地区的各个部分时则常用“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名称。由于元代藏族地区又被归入“西域”的范围,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蕃(或写作西番),藏族被看作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时又习称藏族地区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这种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换成“西蕃”、“西番”,是后来出现“西藏”一词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却并不是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不过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作为汉文地区名称,又因这一地区邻接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对“朵甘思”地区,明朝设朵甘卫。对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的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名称。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势力再入青海,俺答汗为迎请三世索南嘉措到青海湖边会见,其子宾兔准备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讨论应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时,兵部给事中蔡汝贤在奏折中说:“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由,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明实录·神宗朝》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卷三十七)这是汉文史料中最早见到的“西藏”一词,但是综观上下文义,还有“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和“虏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镇通官会话约誓,摘留头目禁治诸夷,依期贡市,并乞传甘肃、西宁开市卖茶。督臣以闻。兵部尚书王崇古言:今岁春初俺答以书送边寄臣,谓其侄孙套酋切尽黄台,请赴西海迎奉活佛。臣久闻套裘连年抢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携众西援,以求报复。····”故知此处的“西藏”,应当是“西海”之误。而且“西藏”一词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也仅此一见,因此它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无关系,不能看成是“西藏”一词最早在明代出现的实例。?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开始称西夏为唐兀)。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为“图白忒部落”,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状元红高手坛。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班禅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

  “西藏”一词在《清实录》最早出现于《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回称: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管辖的地区,仍用不同的称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的名义上奏,请求封第巴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乞降温纶。谆切奏请。挰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国”,但是就在这同时,清朝官员和文书中又称西藏为乌思藏,如《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条中说:“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关系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该抚细查报部,编入一统志可也。”《清实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庚辰条四川提督岳升龙奏疏中说:“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行侵占。····”同年闰七月壬子,岳升龙又奏:“····臣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抚臣从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占地方,止议贸易。目今诡谋密计,买瞩藏番撤兵,仍将经制弁员送与藏番为质。”《清实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庚子条清朝刑部衙门题奏:“····查于养志系边疆大臣,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物之人。”而同年七月庚子条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动向时又说:“····朕巡幸蒙古之地颇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哈拉乌苏等艰险之处,路径甚恶,断不能往伐。”可见在这一时期,清朝上下对西藏地区的称呼仍有多种,在称土伯特之外,也称乌思藏,而四川地方官员中将乌思藏简称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称呼也开始出现。不过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就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其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达木)地方见拉臧,……’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从之。”这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反复使用“西藏”一词的事例。1721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

  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区,迄今还未见深入探讨。“图白忒”用作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适合用来专指卫藏地区,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个地区的专名。康熙皇帝还曾经把“卫藏”中的“卫”误会为《禹贡》中所说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说:“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大概后来康熙皇帝也发现此说有误,故不再坚持。康熙皇帝还曾经把西藏地区直接称为“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收到清军从噶尔丹的使者那里截获的噶尔丹写给西藏、第巴桑结嘉措、拉穆护法、乃穷护法等人的信件后,康熙皇帝在信件开首处朱批“噶尔丹致西地书稿十四件”存档。《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话时又说:“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可一日少弛。····西地健壮者咸欲投军,南方则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众。”可见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区都称作“西地”。而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今查《满汉大辞典》中,“西藏”一词的满文是wargits’ang,而“西城”一词的满文是wargi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一词的满文是wargiba,意为“西面的地方”。

  这里两次提到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wargi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到雍正初年,随着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直接统治了整个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派四川提督周瑛、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察勘划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当时确定玉树四十族归青海,藏北三十九族归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四川和西藏以宁静山为界,宁静山以西属西藏,宁静山以东属四川,迪庆中甸属云南。后来“西藏”的范围还有过一些小的变动,但是大体上以雍正年间的划分为基础。

  不过,尽管在康熙皇帝的后期清朝的汉文文书中广泛使用“西藏”一词,但是似乎并没有正式确定划一过。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加封颇罗鼐时,仍封他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所颁银印的印文即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之印”。而乾隆皇帝在1757年七世圆寂后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在新成年以前代理职权时,赐给第穆呼图克图“管理西藏事务掌黄帽教法班丹诺门汗之印”时,印文上的满文将“西藏”一词仅用“dzang”一字对应,可见到乾隆时期满文对于“西藏”已经可以用“dzang”一个字来简称。至于私家著述,仍有记述西藏的书冠以“卫藏”名称者,如著名的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和琳所编的《卫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后的汉文史籍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定名词,而“乌思藏”、“卫藏”的名称不再有人使用。?

  由于清朝将“卫藏”地区定名为“西藏”,“藏”成为“乌思藏”、“卫藏”、“西藏”称谓中的主体字,“藏”从本来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两岸的专用地名变成对整个“卫藏”的简称,以后遂有以拉萨、山南地区为“前藏”,以日喀则、江孜地区为“后藏”的习称。而且这一名词的制定,还对中国其他各民族对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称呼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在民国时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称谓,成为汉语对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称。因此,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藏语”,文字被称为“藏文”,他们信仰的佛教也被称为“藏传佛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清朝没有以“西藏”代替“乌思藏”、“卫藏”的称呼,对藏族就应当沿用“吐蕃”、“西番”、“图白忒”、“土伯特”的称呼,在民国时期就可能被称为“蕃族”、“土伯特族”,那么,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按照一般的命名原则,就有可能是被称为“乌思藏蕃族自治区”或“卫藏蕃族自治区”、“乌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西藏一词即成为西藏自治区的简称,在与其他省市并列时,有时又简称为“藏”。

  ?英文Tibet一词,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称藏族为“土伯特”,在元代经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也即是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在民族称谓上,Tibet对应于“藏族”;但是在地域称谓上,Tibet有时对应于“西藏”,有时又泛指整个藏族地区,与“西藏”的含义有重大差异。在法、德、俄、日等文中也是如此,这是翻译外文资料和将有关西藏的资料译成外文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展开全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以后 ,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 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 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 (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 王”,后又晋封为“宾王”。 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710年 ,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 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 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 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 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 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 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战争连绵持续了四百余年。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 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 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 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 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 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 个行政区域。 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后,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徭役、差役)制度。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 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

  1354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 “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 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进京,1652年,五世进京入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正式确定了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的名号。自此,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 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 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 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 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 ,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1929年设立蒙藏 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 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 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而、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 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从此,西藏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 1954年,、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主任委员。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同年3月28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又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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